知青往事：用命换回的“户口”
本文写于1995年，距今又过去了十七年。因有电视剧大片《知青》引发各方争议，我不惴冒昧再次发表，以示：你有那样的“知青”，我也有这样的“知青”。
每当知青朋友们回忆往事都会提及这“户口”的命题，都会悲叹这因“户口”而致的悲剧。这篇不长的文章书写的那一刻仅是我对往事的回忆，又一次暗自的落泪。没想到的是它后来成为广大知青朋友念念不忘的文字，甚至在外省的知青中引起极大反响。厦门大学有教师以此事件作为“人的社会对人本身的异化”的教材典型案例。这不是我故事编撰有手段，而是反映的中国现代历史太真实，社会的典型性太强烈。我在写的全过程中泪流满面，就是因为如我文章结尾所说：“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
我曾在博上发过此文，反响也较大。其中郑启五兄的留言是“准当事人”的感慨。我冒昧提一下，因为我笔下主人公的原型是他的亲戚。我特地这样冒昧提及，用意在于告诉相信有这段历史的、正视这个历史真相的、不相信有过这种历史的、故意歪曲这段历史的所有的人们：我雪狼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笔一划敢于承担所有责任。
户口
1969年我们下乡插队时同一个生产队里有知青八男一女共九人。离开厦门前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的城市户口没有任何麻烦地变成闽西武平县的农村户口。一年以后，九个人的农村户口变成了十个人的农村户口。
女人确实是一种生产力。女人是金城的老婆秀云。金城是我们一伙人里年龄最长的大哥，日本鬼子还没投降他就生出来了，文化还没大革命他就下乡了。他和秀云在文革前就高中毕业了，下乡去的市郊农场是市政府在厦门岛外的试验点，他们是首批进场的“知识青年”。文化一革命，说那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产物，试验点就被端了，农场也就散了。但是，金城和秀云这对男女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永远的知青”，1969年秋天又同我们一起奔赴武平山区，第二年他们生了个孩子（他们早已领到“革委会”签发的结婚证）。
孩子，性别男，取名“强生”。“强生”如果是美国进口的名字也可以读作“约翰森”。金城有意给孩子取的这名字无意中却类似洋鬼子，因为本来就不想让孩子生下来，而孩子却顽强地要生出来。秀云用尽了一切自我严刑拷打的手段，喝下了种种足以摧毁人命的汤水，而那小子就是不走，强强要生出来！没有母乳吃也就无须断奶的“强生”不到半岁就留在美丽鹭岛让祖父母喂养。但他一出生，他的户口就同遥远山区里那片他从没见过的土地打成一片了。
三年后，金城的老爸提前退休要让儿子补员回厦门。因有“孩子户口随母亲”的政策规定，金城要让秀云先走以图抢救两代人的两个城市户口。不料，那政策的东西说变就变，“四面办”亮出更崭新更完善更无空子可钻的政策“孩子的户口随在农村的一方”！这个强大的政策威力彻底粉碎了金城妄想“买一送一”的愚蠢企图。权衡利弊，粗大健壮好卖力气的金城自己先走。他回到厦门当那没城市户口的儿子的父亲，秀云仍在山里继续当儿子那份农村户口的母亲。
1975年底是知青们的“冬季战役”。停滞了三年没有动静，突然来的这一次上调回厦门的招工将使几百人重新得到城市户口。这一好消息就像在上杭、武平、永定这三个大茅坑里投下了大石头，几万人的厦门知青如同挤挤挨挨的蛆虫猛然翻滚在一坑一坑又一坑的恶臭中。这场充满幸福希望的“解放战争”很快变成自相残杀的“知青内战”。用文革语言来形容就是“乱了知识青年，锻炼了四面办干部”。
自知是已婚生子招工无望的秀云眼看着我们一伙同锅而食、同床而眠的知青兄弟为着抢抓“生死牌”，突然间反目成仇同室操戈。她一声不响地为大家做饭烧水，常常独自对着灶膛流泪。那个星期天的墟日大家都跑到公社去找各自的门路，只留她独自在家。傍晚，各有心思的我们回来时，灶膛里没有烟火，也不见秀云的人影。闻到一股骇人的农药味又敲不开她的房门，我们全慌了。撞开门，床上的秀云像出水太久的草鱼，嘴巴大开却呼吸艰难，双目圆睁却视而不见。空气里充满了“乐果”刺鼻的蒜头味。记不起当时是怎样卸下门板，又是怎样把瘦小的她放了上去，只记得一路上跑得撞撞跌跌汗流浹背马不停蹄，混乱中人脚互相踩踏。翻过一道山梁时有人脚底打滑，顿时全都滚到了坡下的稻田里。摔在收割后干硬田地上的秀云不知是没摔疼还是叫不出疼，反正她没出声。我们重新把她放上去，有人提议用打结接长的稻草连人带板绑紧她，抬上来又飞奔了……
公社卫生院已经下班，跑去宿舍叫来闽南人林医生。林医生听完大家的诉说再看秀云的样相，摸了摸她的手，一口晋江话立刻浸透了泪水：“我没法了，紧去县医院！”
手扶拖拉机在夜幕中的盘山公路上小心翼翼行驶，上坡时气喘吁吁，我们全跳下来在后推，下坡时战战兢兢，公路旁的山谷像无底深渊。车灯照着高低不平的路面上的碎石泥沙，拖拉机在黑暗中蹦蹦跳跳，不知是死是活的秀云也在蹦蹦跳跳。半夜里我们才把她送到县医院……
我再赶回生产队时天已大亮。秀云房间里那“乐果”瓶还像昨天那样在地上一动不动。引人注目的是木箱上一串钥匙压着一张白纸，昨天在慌乱中没人注意的这张惨白摊开的纸上的字迹因为太熟悉而显得恐怖：
亲爱的金城：
我只有走这条路我们阿强的户口才能回厦门。所有的东西我都整理好了你带回去。你千万要疼爱阿强。做人太苦，我先走一步。
你的妻秀云 1975年12月14日
我半天木然。过了很久，失神的眼光一一巡视她的所有财产：那床打了补丁的被单，那条发硬的棉毯，那只贴着旧报纸的木箱，还有门后那只她用塑料线编织的桶袋已经装好了她的毛巾、牙杯和日用杂物。她是打点妥贴，轻装上路，义无返顾向前走去的……
不知何时，泪已成行从我的脸颊冰凉滚落。
我带上秀云的遗书，回身又赶向县医院。遗书在守护着生命垂危的秀云的知青兄弟们手中传阅，无言中的泪水化解了那场咋天还纠结难缠的招工的怨恨。县里“四面办”干部程阿姨大早就急急赶了过来。这位一向对我们厦门知青很好的阿姨，她女儿也曾插队和我们同一个公社。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秀云的遗书，泪如雨下，不断地对着昏迷中的秀云低声呼唤“你要醒来啊，你的孩子在等你啊！”下午，接到电报赶到武平的金城哭倒在秀云的病床前，一夜之间他变得又瘦又老。
黄昏时，秀云醒了过来。她紧抓住金城的手泪流满面，嘶哑地大叫：“我不要死！我要回去！我要阿强！”围在一旁的护士悄悄退到外面去哭，医生默默站在金城身旁。医生很清楚，内脏已经严重摧毁的秀云活不到天亮了，迴光返照让她与亲人告别……
第三天，太阳还没升起秀云就走了。
秀云埋在武平县医院的后山坡上。
强生的户口迁回了她母亲的故乡。
我的记忆里时时重现秀云瘦小的身影。她生前沉默寡言，对我们总是报以大姐宽厚的微笑。她活了三十岁，唯一的伟业就是用生命换回了儿子的户口。在千人踏万人踩的逃生路上她用自己瘦弱的躯体做了最伟大的牺牲。身为人母，她仅能以此表达她悲哀的母爱。
我的记忆里时时重现金城趴在秀云新坟上狼一样的哀号，十指深入泥土，浑身痉挛颤抖……从厦门赶到武平再送秀云入土，两天里他变成一个精神恍惚的老头。
我不知道强生现在长多大了？他也有二十五岁了。他在干什么？记得他的母亲吗？可知道他那户口的代价？
多年来没同他们父子联系，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
只希望他们看到我写的这篇短文，知道我想他们和秀云。
再过了九年的2004年
坚硬的户口：
一个老知青的坎坷回京路
一日，偶遇中学同窗。时隔近４０年相见，他显得很兴奋，于是就近找了个茶座。自然要聊这些年的经历，也聊当下的生活。于是就说起了他的户口。
同窗一家五口，是那个年代的标准家庭。“文革”来了，一家五口分了四下。同窗虽然早就离开农村，但因工作关系一直留在外省，现在退了休，才盼到与同样是知青的妻子在北京团聚。儿子在２０年前就按知青政策将户口转回北京落在爷爷奶奶处，隔了几年妻子因自己父母生病，也为照顾儿子，千方百计找到一家接收单位，将户口落至父母处，如此一家三口的户口又分在了三处。
好在妻子当老师，每年有两个假期，于是两人多年来一直如牛郎织女般鹊桥相会。过够了夫妻分离的日子，一家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退休，按政策能回北京“投靠”妻子了。
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到派出所一问，先就傻了眼。除了一应的退休证明文件、身边无子女证明、结婚证等，还需要独生子女证明。这让他们有些犯难。
同窗当年生育时，国家尚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他们自愿地只要了一个孩子，只是几经搬迁，又觉得孩子早已成年，不知将那个独生子女证明放在了何处。于是找到办事警官，说明两人复印的档案资料在“家庭成员”一栏皆可证明只有一个孩子。警官想了想，通融的办法是让单位再开具“只有一个孩子”的证明，且要说明不在其身边。
证明开来了，却还是不行，还需要当年将孩子户口转回北京的原始批件的复印件。于是又到区档案馆复印盖章。接下来写投靠申请。同窗的妻子有大学文凭，退休前在中学教语文，文字表达能力应当不错，但一个小小申请却写了四遍跑了四趟才勉强通过。
各种证明、资料、证件等经过一番忙碌一一备齐，夫妻俩站在警官面前分别签了字，材料终于被接收。岂料根本不能松气，一周后办事警官来了电话，说细查资料，因同窗是当年的北京知青，必须补办一份他当年的户口迁出证明。
听到这里，我也不由得感叹了。当年我也插过队，不到一分钟派出所就将户口上的卡片取下，再开出一纸迁出证明，这个人就算彻底了断了和北京的联系。如此简捷的手续让同窗对当年情形毫无印象。他说，４０年前的住房早已被拆，北京变化之大，当时户口辖区的派出所在哪儿都无从知道了。
但这一关不可逃避，于是想办法。打１１４没用，同窗根本报不出派出所的名称，只好到原住地寻访，终于找到派出所了，信心满满地拿着证件去开证明。汗淋淋地站在那里却被告知，管档案的警官恰好外出，整个派出所只一人管着这档事，要办也只能第二天再去了。
现今的北京已非当年可比，城市之大，从城东到城西往返至少要大半天。同窗耐着性子第二天一早赶去，幸运地“逮”着了那位警官。一番查找后，还真找到了已经泛黄的小小户籍卡片。然而又出了意外，上面显示，同窗已于考上高中的１９６３年将户口转至学校，我们读书的１０１中学学生都要住校。接下来的事情是找到学校的辖区派出所，一问，警察竟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让打１１４问。无奈之下，同窗决定亲自去１０１中问个明白。夏日里挤车问路，十分狼狈，反复折腾下，终于找到了学校辖区的派出所。费了老大的力气查到一条信息，学校已于１９６８年春将学生的户口全部迁回了各自的家。
同窗只好原路返回。其间只买了一瓶水，吃了半个面包。再赶到原住地的派出所，已经是下午三点。又一番查找，终于找到了那张显示当年上高中时迁出的户口卡片。虽已疲惫不堪，但事情总算有了希望。
我和同窗见面时，他又有了新的烦恼：派出所的主管警察下周要学习，只能等他学习结束后再上网查找，是什么结果还不可知。警察说，或许在网上可以查到相关资料。于是同窗很郁闷。之前他曾请朋友在网上帮忙找资料，很容易地查到了儿子当年迁入北京的相关资料。既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让他顶着烈日跑来跑去？
都说人民早当家做主了，但同窗说，大事不说，只说办户口，他就丝毫体会不到主人的感觉，繁琐的程序和一些办事人员居高临下的冷漠使他备感屈辱。什么时候草民在权力面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希望这不只是一种“希望”。
| 长按左边二维码关注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公众号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访问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 |